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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强等人在楼下则闲逛着,等楼上谈完正事。
这时,他看着那些金银工艺品直流口水。
比如,他看中了那些金银货了,不管如何,直接换走,哪是熔了当金子银子用也是可以的。
但是王德发劝他说,好好算一算账,换这些好像不合适。
宋子强按照每克的收入算了一下,想,确实是这样的。
关键是他虫洞的能量是有限的,这才是要命的地方。
那些金银工艺品就在那里格子里闪着诱惑之光,来挑逗着宋子强的眼睛。
真气人。
前文说过,随着大宋城市的兴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金银器日益商品化,虽然仍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流通领域里,但是它们已不再是王公贵族独享的奢华,而逐渐进入了酒楼妓馆以及殷实百姓的家中了。
时代风气的变化也对金银器的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金银器的造型极富变化,盏、杯、碟、盘、瓶、盒等常用器物都各有不同的样式;不少器皿直接模仿自然界中花果草木的形态,清新素雅、匠心独运。
宋代金银器的装饰以花鸟纹为大宗,题材几乎遍及昕有象征美好吉祥的植物、动物和人物故事;而纹饰布局也突破了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多因器施画,使造型与装饰和谐统一。
这些金银器绝对吸引人的眼球,宋子强等人拿起一个就好好看半天,不舍得放下。
宋代金银器的工艺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并加以改进。
他们的锤揲技法获得了更为巧妙的利用,出现了许多具有高浮雕效果的器物;夹层工艺在宋代广为应用,解决了轻薄胎体与优美形态之间的矛盾。
当然,这些极富丰富多彩的造型中,也有另一批呈现出简约平易特征的特点,那许多器物素面无纹,金银成色也略逊一筹,这样的,珍宝店铺里是没有的。
这时,唐代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连渐演化为宋代世俗化的面貌,外来文明的特征渐趋淡化,也就是说,到了大宋时期,各种文化到了兼容并蓄的高峰时候了。
说实话,六名时空走私者始终也想不明白,这个时候,蒙古咋就能崛起了,完全而彻底地干死了他们,从而让这个民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他们也查过N多的资料,感觉什么都是道理,什么又都不是道理……为了找出真正的原因,他们自己互相都吵得厉害!
但是他们最后也不想弄懂了,一切以发财为主!
人要是贫穷了,就别他妈的关心那么多了……
终于等到朋友下楼了,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的收获蛮大的。
他们随便找了一家较为高档的酒楼,又给了两个学生一些会子,让他们去散玩了。
这两个小子乐呵呵地跑远了。
临安城里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
听话本,听小曲,看杂耍,而且还可以赌几把!
他们两个当然快乐了,酒楼雅间的这几个更快乐了。
宋子强这时却有些担心地说:“他们下午能把物品送到我们的邸店吗?会不会换包?再说了,我们放在马车里的存货会不会被小偷发现?跑这里来吃什么?回去叫外卖吧……”
这倒是,大宋时期的外卖还真多,他们一路上见到了十多次提着食盒送货的店小二,口中还喊着什么家饭铺酒楼外送,莫洒身上汤水之类的话。
电视电影上表现店小二总是高喊的情节还是对的。
总之吧,人性服务还是到位的,就是吵闹了些。
吴大鹏拍着宋子强的肩膀说:“听哥的,安心吧,一切都无妨。你可以说他们大大的狡猾,但是基本诚信还不错,底线没有崩盘……我交往的人比你多,我一闻味道就知道了。”
他们在打造四轮/大驴车时,就打了暗柜和夹层,到了纪家邸店时,他们就把东山水晶镜等宝物放进去了。
万士达也得意地说:“那个刘钱确实是个精明人,但是哪里比了我们呢……几个破镜子换他们那么多好东西,还答应帮我们继续找青铜器……”
王德发说:“反正最后不要给国安他们两口子带来麻烦就行了。”
吴大鹏说:“不会的,他们弄出来还得要几年了,那个时候他们要是再没有自保能力,可就太没有用了。”
宋子强说:“这些个都到时候再说了,我们就定下来了,再回来时,不带那么多东西,感觉一下能量看看……”
他们四个人在这雅间里肆无忌惮地用普通话聊着天,喝着水酒。
这雅间在二楼,从打开的雕栏窗户外也传来街上肆无忌惮的喧闹声。
真是一个充满着噪音的中午时分……但是好日子不光光属于他们的。
北方现在也是过上了好日子。
去年,北方地区全年格外湿润,连带着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牧草的长势达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那里正是牛羊肥,马儿壮的时期……
但是,眼下的一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四个人喝得肚子涨了,才酒足菜饱地回了纪家邸店。
刚才,吴大鹏和万士达已经告诉了大家他们商谈的诸多结果,虽然都是在计划的框架内,但是,有些地方算是微调了一下,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
这第一个是他们选定了珍宝行行首刘钱做他们在行在大区的总代理,这里面的原因不用多说,单就是一个珍宝行行首的身份就够了,而且他话里话外透露着他和知临安府关系密切,一两个月总是到他这里购物。
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不过这是人家大宋特色,人家皇帝都不管,咱不操心,总归多了一个方便之处。
第二个则是要为张国安的红水溪工业区打个前站。将来红水溪工业区的出产,一个小小的临安县城是不够看的,必须主打行在大区,这个家伙答应帮助推销的,也就是可以在他的店铺里借地方售卖。
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张国安两口子坚持要留在大宋时,大家当然要按照那面时空的物价水平给张国安分钱,当然是以金银铜钱来算的。
所以,钱财是不愁的,但是这两口子打算的远,说:“钱财当然要有,但是,坐吃山空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而且,我开办这个工业园的目的也是培养一帮技术工人……他们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力量,毕竟我们两口子想要在这面过得好,就必须先让身边的人过的好。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中来互相认同而不是拉起一个帮派,要那样,我们晚上能睡好觉吗?!”
大家想了想确实如此,拉起队伍抢劫去,这真能发展得快一些,但是,这种队伍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是啥?这个核心利益是啥?你懂的。
不行的,可不想过睡不好觉的日子,那样的精力可能会主要用来防备自己人了,没有意思。
要是整天去提防别人,那日子就是阎王爷弄小鬼儿,能弄一会儿弄一会儿。
可不行的。
共同创造合理的财富,给予合作者公平的回报,让每一名合作者过上符合自己身份的体面的日子,就会赢得别人真正的认同。
这个简单的常识可以击败一切高深的社会学理论。
所以,张国安的办法让全体人心服口服。
大家都支持,所以红水溪工业区发展得快,当然,还要为它的产品找个平台来推出去……刘家珍宝行这个地方很合适,毕竟,他们才不想自己出来卖。
这第三个却是失败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拒绝了与倭商的联系,高丽商人更不行了。
这家伙不仅反日货还反韩货!
原来他也有痛心事。
北宋时期的对日贸易,主要是民商贸易,因而中国史书很少记述,日本史书虽然有所记述,但也不全。
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吧,宋商船赴日次数约为七十次,比五代十国时期尤为频繁。
宋商到日后的交易方式,仍依唐例。
商船进入博多湾,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
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来市舶司发给的公凭、船员名单、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然后呈报太政宫,等待批准交关贸易。太政官接到大宰府报告,即行召集有关大臣公卿会议,一经决定准许贸易,该商人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的食宿由鸿炉馆按例供应。
宋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锦、绫等丝织品,还有瓷器、药材、香料、苏芳、书籍、文房具等。这些商品在日的售价相当昂贵。
那时上层的日本阶层以用大宋商品为骄傲。
宋商售完所带的货物,又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
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工艺品、日本刀等。
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一次就购买硫磺五十万斤。
一把精巧的日本刀,在宋价值“百金”。
宋商人在博多湾以七十贯文或六十正绢买一颗“阿久也玉”,即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
所以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
那个时候刘家就开始去日本经商了,但是一方面是宋日两方贸易不平衡,另一方面,宋商船入日的船次太多,由最初大体上一年一船次,直到最后增至一年四船次。
这个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同时就增加了大宰府鸿炉馆接待的费用。加之,这时日本国内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所以日本朝廷从宋商来日最多的一条天皇时期开始,对来日的宋商船发给官碟,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是,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想遵守规定,他们经常提前来日贸易。
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大宰府查出后,就拒绝该船贸易。
刘家就是其一个。
但是当时刘家总是能找到办法,大宰府不准入港,他刘家就以船遭风漂来日本的借口,进入日本其他港口,诸如若狭、但马、越前等,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
由于被抓的次数过多,结果刘家的商船竟然被倭人永久拒绝来日贸易了!
当时,听完珍宝行行首刘钱的陈述,吴大鹏和万士达绝对点头同情,太不像话了,这是歧视性贸易!
太不公平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当时就笑着说:“呵,家门祖上留下的家训,誓不卖倭货!倭商多次来求某,某从不搭理……你可见我店铺里有倭货?”
万士达赞叹地说:“真是有优良家风的家庭啊……”
那他为何也不与高丽商人来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