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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一间破旧的豆腐作坊里，二狗叔正吃力的推着他石磨，突然感到胸口有些闷，一会儿，一股气上不来，他就重重倒在放着一大桶浸泡得发了体的黄豆的木板凳旁，黄澄澄的豆粒被他倒下去的身子撞的撒了满地都是。二狗叔静静地躺在地上，他那被豆浆涂得有些表面发硬的工作服还沾着雪白的豆腐脑，可是他从此再也没有能在他倒下去的地方重新爬起来，二狗叔永远地离开了他经营了大半辈子小豆腐坊。
在我印象中，二狗叔年轻的时候，当了二十几年的生产队长，每天天还没亮，他就早早起了床，先把家里的灶燃起来，烧好了热水好洗刷用，然后，就在屋门口的土坪里从村头到村尾吹起了哨子，催乡亲们起床出门开工干活。那有些走风的哨声在大雾浓重的黎明里格外地响亮，他就这样村头村尾五个来回的吹着，这是他每天的习惯。完了，他就肩上荷把锄头第一个下田干活去了。
二狗叔说话时，总是面带着笑容，大人互相说话时，感觉到他们很融洽，都是谈些农活什么的，小孩子们总是静静的站在一旁不吱声。有时侯会听见他们大声争论些什么，引来好些人围观。这时候，二狗叔就对那些无关的人挥挥手：“没你们的事，走开走开，我们党员在开会呢！”偶尔我们小孩子和他逗着玩，他也乐意和我们说着玩笑话，很少见他有对人很凶样子的时候。
自从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后，虽然生产队散了伙，他还管些事，比如那家红白喜事，那家夫妻吵架，那家屋宇地基起争端，二狗叔都会出面指点指点，或说上在理的话让人重归修好，或平息争端。
开始时，他对分田到户的做法还有些想不通，村民们都能看到他失去笑脸的面孔。然而，看到邻里周村都动起来，确实感到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才和队里的几个支委认认真真将田地丈量好，分到各家各户。从此以后，黎明时分，二狗叔的哨声没有再在村头村尾响起。初始的一年半载，大家总觉得有些不太习惯，好象少了些什么。但人们照样也在平时的时间起了床，忙自己的活去。后来，人们慢慢就将二狗叔的哨声完全忘却，只隐约听到公鸡的打鸣声，和村民们出门干活前的摆弄农具的叮当声，偶尔还夹杂着水牛的呜叫声，整个村庄再也没有先前生产队时乱哄哄的早晨喧闹声。
二狗叔慢慢年纪大了，儿子们都同他分了灶，另外和媳妇过他们的小日子。他不愿儿子们养着他，他就和老伴在自己的一间原来养牛的小泥砖屋里搞起了一个小豆腐坊，每到街镇赶集的日子，他就整上一两板豆腐挑到街镇去卖，换些钱，再换回他们两口需要的生活必需品。
有一年，我回老家时，见他背也驼了，还满头白发，精神几完全太不与前，那刀刻般的皱纹，就象是村口那颗松树般沟壑丛横，岁月已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递了支烟给他，他客气地说着：“吃你发财烟，吃你发财烟”说着说着，他竟老泪从横。原来，几年前，他的大儿子在外出做生意时，和人家喝酒过了头，酒精中毒死在外头。按照村里的风俗，他儿子的尸体是不能回屋中祖宗厨堂的，只好将棺木放在屋门前的草坝上，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大媳妇不能忍受孤寡之苦，给二狗叔扔下两个没成年儿女远走他乡改了嫁，从此没了踪影。
真是祸不单行，几年后，二狗叔的二媳妇因为脑膜炎，在县城医治了好些时间，抬回来后倒成了神智不清的疯婆子，一发作起来，满村子乱喊：“我有新衣服，我有新衣服！”还披头散发，有时还满脸污垢。更惨的时候，疯得趁没大人在的时候她就掐别人的小孩子。那些村里的小孩子见到疯婆子来了，就远远地躲开了，生怕被她掐了自己的脖子。
老人失去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加上家庭接二连三的变故，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二狗叔的时候，他已经苍老得步履涣散，看着他挑着那挑子炸得金黄的豆腐，很吃力地往街镇路上走，真生怕他一不留神倒在大路旁，再也起不来，年轻时候二狗叔那慈祥的笑容好象再也不会从他脸上显现，只觉得他脸上只剩下了沧桑和苦难。
二狗叔再也不会笑了，我的眼前只晃动着他那满面无法读懂的愁苦，还有他那张龟裂松树皮般的老脸；在我的脑海中，只留下了他那驼着背挑着豆腐挑子步履涣散地向街镇走去的身影，还有支撑着他身体前行的那根象扒火棍样发了黑的拐杖。
（二）
中秋节在村口见到亮子的时候，好象感觉到他已是六十多岁的小老头。平时，找空子和父亲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听父亲在我面前提起过，亮子的女儿也疯了，竟然跑到屋顶的瓦面上健步如飞，毫无惧色，将村子许多人家的屋顶上的瓦片踏得满目狼籍。我老家的屋子虽然再也无人居住，但在父亲的眼里，还当着是家业宝贝什么的空置在那里。父亲也是为了这事，专程回老家一躺，请人重新翻盖了瓦面，防止雨季来临时房子倒塌。
亮子比我大五、六岁，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学习成绩不错，但交不起学费，辍了学，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女儿也是得了一种怪病，变得时不时神智不清醒，值得庆幸的是，她发作时不会伤害人。
亮子的儿子尽管在外打工，但也没有多少钱往家里寄。小时候，我记得，亮子家里每年过了春节后不久就要断粮，总是要向左邻右舍借粮才能接上夏季水稻收割的口儿。尽管如此，亮子也不会说想些办法去挣些钱解决吃饭问题。他总是算计着这活儿那活儿值不值下力气，如果赚的钱少，就他的话说：“我宁愿睡觉，也不去挣这鸡毛蒜皮的活儿。”许多日子里，他更愿意厚着脸皮向人借钱借粮过日子。有一次，政府见他在村里也是穷得数一数二的，就分了他家一头大水牛，没一年工夫，亮子没口粮了，想也没想，就将大水牛卖了。据说，利用这笔牛款，他还很神气地过了好几个月的日子。村里的人见了，都不停得摇了摇头。
亮子于我家最对不起的事是，我奶奶死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老人死了，得有八个壮劳力抬着棺木上山，可在奶奶出殡的日子，他竟然受人疏使称病临阵脱逃。抬“大橇”（乡下抬棺木的俗称）少了一人，老人就无法出殡上山，这是最为不吉利的事。父亲听说了，急得直骂街，最后，找到他家里，流着泪求他，才齐心协力地将我奶奶那白事被妥妥当当给办了。事后，我回到老家，一个个给我奶奶出过力的人每人给送了个红包，方感到心安多了。
事过二十几年，我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亮子似乎也觉察到我的神情，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笑容。我淡淡的问他：“生活得还好吧”我掉转头对妻说：“快给这位大哥拿几包烟吃吃”
亮子接过烟，连声向我们夫妻道着谢。我不想再理他什么，一想到奶奶的事，只感到一种厌恶的心理在我的心头堵得慌。
现在，老屋里只住了几户人家，条件好的人家都单家独户在周边都起了房子搬出了大屋，不再住这过往几十户合住一起的大村子里。几十年后的今天，村子再也看不见我小时候的人气鼎旺的景象，村子前的大坪已是到处杂草丛生，屋顶的瓦沟里竟然生出了一撮撮的野草，在秋风瑟萧中摇曳，一种岁月极度衰败的意境。屋檐下原本坚实的过道也已经蹦塌，由于久无人走动，也已是杂草丛生。我摸着童年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争座位的门前的大石墩，仿佛又回到曾经无忧无虑的岁月，望着眼前的已经斑驳粗糙的大门，记忆的阀门就要打开，记忆的浪潮似乎要决堤而出。
我掏出相机，趁着天色还有阳光，拍下了已经油漆剥落而苍老的家门以及周围许许多多还有童年记忆的物件。
等到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就开始起程回县城。在回程的路上，我回过头来望着只剩下没有几缕吹烟的老屋，一股酸酸的味道在心里涌起，眼前只觉得有什么热烫的东西模糊了我的视线。在灰蒙蒙的黄昏下，汽车拐过桥头，村庄已经在我眼前消失。